河南省沈丘县北郊乡东孙楼村，又有一位癌症患者命悬一线。 

　　王尊祥躺在家中简陋陈旧的硬床上，骨瘦如柴，他多日无法进食，仅靠输入营养药剂勉强维持生命。2013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内，同村已有两名相识患癌去世。 

　　癌症、死亡、新坟冢，东孙楼村的村民对此司空见惯，村口聚集的男女老少像聊收麦子一样交谈着癌症，亲人逝去的悲恸已被自怜与麻木替代。 

　　30年来，东孙楼村癌症发生率与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国家卫生部门在淮河流域重点监测的14个癌症高发县中，沈丘是食道癌、肝癌、胃癌高发病区的典型县。2月7日，环保部发布的《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“十二五”规划》中首次正式提到“癌症村”，明确表示，因受有毒化学品污染，个别地区出现“癌症村”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。 

　　这是官方首次承认“癌症村”。此前，“癌症村”的说法仅见诸于媒体报道，近几年成为被广为引用的新生词。 

　　据媒体不完全统计，中国“癌症村”的数量远超过200个，涵盖27个省份。对此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表示，这并非一个医学概念，“医学研究至少以县为一个单位。以村为单位样本量太小，即使癌症的发病率、死亡率出现高于平均值的情况，也不意味着当地属于癌症高发区。” 

　　不过，研究人员多年调查确认，中国的确存在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癌症高发区。淮河流域食道肿瘤与水体污染的关联性也被进一步明确。 

　　癌症高发 

　　去年8月，王尊祥被诊断为食道癌晚期，他和家人放弃了治疗。作为国家级贫困县，有病治不起或因病致贫的个案在沈丘不是新闻。 

　　村民王子清的哥哥和弟弟2004年相继患食道癌病逝。在两人去世的28天间隔里，一位远亲叔叔也殒命于食道癌，他的另一位亲戚患上胃癌，不想拖累家人，在夜里上吊自杀。“没钱看病最后自杀的，村里已有好几个。”王子清说，对每年靠两茬庄稼获得微薄收入的癌症村民来说，几千元的丧葬费也是一笔不菲开销。 

　　根据沈丘县医院的记载，1972年当地120万人中，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，发病率仅为0.01‰。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的第一例癌症在1986年被发现，此后逐年增多。据黄孟营村村医王世文不完全统计，他所在的村现有已知患癌村民近20人。 

　　国家卫生部门对淮河流域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等四省的14个县区，进行了肝癌、胃癌与食道癌三种消化道肿瘤重点监测，沈丘县是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之典型，情况被详细地记录在《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》（下称《肿瘤死亡图集》）中，该图集由中国疾控中心、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、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编制。 

　　淮河流域在1989年、1992年、1994年爆发了全流域特大污染事件。此后，《肿瘤死亡图集》主要撰写人、中国疾控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等人整理了上世纪70年代到2005年，地表水水质监测数据以及消化道肿瘤的统计数据，经过分析发现，在污染最严重、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，恰恰是肝癌、胃癌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区，其上升幅度是全国相应肿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数倍。 

　　以肝癌为例，此前，淮河流域肝癌死亡率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％左右，少数县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。而到了2004年－2006年，该地区人群肝癌死亡率几乎均高于全国，尤其沙颍河、奎河和涡河流域的人群肝癌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.45倍－1.86倍，其中沈丘肝癌死亡率的上升速度是全国平均肝癌死亡率上升速度的5.43倍。甚至，“有些污染严重区域在上世纪70年代属于癌症低发区，后来转为高发区”。 

　　杨功焕表示，癌症的致病因素分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研究结果表明，淮河流域出现的癌症高发肯定与水体污染有关，而因果关系的建立还需要对病例分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 

　　东孙楼村村医王国永，是接诊村里癌症患者的第一站。他说，因为预防意识弱和经济条件所限，大多数村民察觉出病、到医院确诊时基本属于中晚期，治疗效果很差，全靠体质来维持。 

　　自2008年起，在国务院批示之下，原卫生部针对淮河流域的癌症高发地区制定了“癌症早诊早治”防治措施，在流域四省的六个县区进行试点筛查，沈丘县是首批试点单位。 

　　缺憾在于覆盖率有限。县疾控中心流病科科长刘瑞昌表示，从试点推行后至今每年都普查出10个左右的病例。但普查每年只有2万多人的覆盖人群，对全县120多万人口而言，只是杯水车薪。 

　　因水而凋 

　　四周水流环绕的黄孟营村，正在走向凋敝。 

　　黄孟营村有16个坑塘，300多亩水域，占全村总面积五分之一。用于农田灌溉的坑塘之间有多个沟渠贯通，其中三条大干渠环绕整个村落。没被污染之前，淮河最大的支流——沙颍河引入干渠、坑塘的水质清澈。“种田渴了直接捧一把水喝，从不拉肚子。”村民王世文感慨，傍晚以后，村民还到这里洗澡，坑塘、水渠相当于大型露天游泳池。 

　　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就很少有人跳进坑塘里洗澡，“洗完澡后浑身起小红点和疙瘩”，村支书王林生说，村中所有水域都与沙颍河相连，自从沙颖河的污水汇于此，干渠和坑塘里的水越来越黑，鱼虾绝迹，村里的癌症和死亡逐年增多。 

　　废弃地表水转求于地下。沈丘县疾控中心与水利部门负责人皆向《财经》(博客,微博)记者证实，包括全县的生活用水全部采自地下，直接抽取，未经处理就使用。 

　　这意味着，沈丘县21个乡镇村民常年暴露在受污染的饮用水之中。2004年7月，安徽阜阳市疾控中心受媒体委托，对黄孟营村的手压井饮用水进行水质检测，结果显示十多项指标超标，硝酸盐氮、锰等指标超标严重。这些水根本不能饮用，也不能用于灌溉，更不能作为集中供水的水源。 

　　国际很多科学研究表明，长期过量摄入高硝酸盐氮的水，会引起人体机体的变化，成为癌症肿瘤诱因。 

　　2004年11月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，要求原卫生部、原环保总局、水利部以及沿淮各地方政府深入调查研究，找出病因。2005年7月，“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（癌症）相关性研究项目”正式启动。五年的查研究之后，项目负责人杨功焕表示，淮河流域及沿线居民癌症的发生，与当地水污染的相关性基本证实。项目组研究了污染物排放后如何通过地表水、地下水，汇入饮用水最终进入人体，未来将进一步搞清水污染与肿瘤癌症之间更为细微的联系。 

　　研究人员通过1973年－1975年以及2004年－2005年的全淮河流域死因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揭示，沙颍河流经的沈丘县和安徽阜阳市颍东区，涡河流域的河南扶沟县和安徽蒙城县，奎河流域的安徽境内桥区和灵璧县，南四湖流域的山东境内汶上县和巨野县等地，消化道肿瘤从低发向高发快速转化，上升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。而这些地区恰恰是水污染最严重、污染时间最长的地区。两者关系上具有较强的空间一致性。 

　　两害相权 

　　一直以来，河南平原的农村地区都以自家打的手压井抽取浅层地下水饮用，井深最初只有两三米，之后因地下水源亦遭污染，手压井不断向地下延伸，王子清家的院内共打了四眼井，井深为2.5米、10米、25米、40米。而这些地下水源在多份政府调查报告中早已被列入“不能饮用”，在沈丘县疾控中心水检报告中也显示水质不合格。 

　　自2004年开始，水利部门陆续在部分癌症高发村实施了改水工程，打百米之上的深井后集中供水。但对于被癌症追迫的村民而言，改水推进速度太慢，至今无法做到全覆盖，而且，农村集中供水点经常停水，让村民们不得不重返饮用自家压水井的浅层地下水。 

　　东孙楼村自2005年集中供水，没持续多久，每天下午就会停水。由于规划设计不足，潜水泵的功率过小，这个供水深井要集中供应东孙楼周边的八个自然村、近万人的集体用水，最终负荷太大，电机时常故障。时常断水的情况在其他村庄也存在。 

　　在沈丘县环保局、疾控中心人士看来，全县依赖地下水并非长久之计，一方面是水质安全无保障，另一方面是难以持续。淮河流域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，已出现漏斗、采空区。 

　　事实上，地下400米或更深处的水，也有风险。由于地质原因，这些水含氟高，河南省是国内受饮水高氟危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，根据河南省疾控中心2011年的普查，全省共筛查出高氟饮水自然村2万多个，其中包括沈丘县所在的周口市。沈丘县疾控中心流病科科长刘瑞昌向《财经》记者透露，全县已知的高氟村有70多个，危及数万人。 

　　解决水源危机，地表水的治污、控污才是根本。近几年，沈丘县政府也考虑过重新使用地表水作为水源地，对县内的沙颍河区域段进行污染防控，并以技术手段进行净化处理，但效果不彰。 

　　“我们是农业大县，本地污染源有限，关键在于上游过来的水质不好。”沈丘县环保局水质监测站站长薛耀华说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沙颍河两岸人口剧增，乡镇工业企业迅速增加，沙颍河的两个支流沙河、颍河要接纳上自郑州、下至项城共30多座城市的生活、工业废污水，其日平均排放量高达166.2万吨。 

　　沈丘县疾控中心副书记高飞说，上游地区同样有癌症高发地区，“只不过媒体关注相对较少，也缺乏病理性研究”。 

　　相比解决干净的水源问题，村民们认为，至少他们的一个愿望很容易实现，那就是希望政府部门每年在抽检水质之后，把结果分析与预防措施张贴在村里的告示板上。“已经死这么多人，我们早就不怕水有问题，但至少得告诉我们水里有什么问题，怎么个预防法。”村民说，这不是为自己，而是给村里的子孙后代有个最起码的交代。 

　　本刊记者田鹏、贺涛、许竞对此文亦有贡献